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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7-22   作者:左移湘    点击: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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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3日,本报“现代校长”周刊就邯郸某中学对学生佩戴手机,实行当场摔坏并赔偿的问题,发表《如此刚性规定?》的言论,就学校的这种做法提出质疑和批评。文章发表后,有学校基层工作者写来文章,对笔者的观点表示明确反对。表面上看,这是针对摔手机行为之对与错、利与弊的个人辩护,实际上却是一系列诸如学生主体权益、学校管理倾向、教育管理艺术、社会潮流和学校管理关系等深层问题的集中展现,背后反映了不同的学生权益观。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摔手机行为,这一事件背后反映了什么?日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对此争论表述了自己的看法。透过他的论述,或许能得到一定的启示。  管理学生宜柔不宜刚  在孙云晓看来,发现学生带手机就摔坏,是一种典型的破坏行为,把有价值的东西变得没有价值,从尊重劳动和珍惜资源的角度来讲,也不能这样做。而且,后面的赔偿行为,完全是败家子作风。从现实角度讲,这种做法可能暂时有效,但结果可能对孩子一生产生消极影响,因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学生是活生生的个体,会不断地评判这种做法。而且,摔手机行为违反了教育原则。教育的核心是个“人”字,摔手机可以说是校规,而校规的制订和产生要有学生参与,这是对人的尊重。不尊重学生的教育,完全是失败的教育。  另外,摔手机体现了教育意识的缺乏。教育的核心是人,教育是培养健康人格的事业,做一件事情,不仅要看是不是阻止了事态的发展,而且要考虑对孩子长远的甚至一生的发展,会起到什么作用。在教育领域,“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理论是不适用的,因为教育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教育要讲究导向和原则,即对人的发展有益。事实上,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有一个原则,即权益的最大化,儿童生下来就是权利的主体。因此,衡量教育的根本标准,就是对孩子的长远发展是否有利。  应该说,今天的学校面临很多挑战,特别是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动摇了成年人的权威地位,使教师和家长陷入了被动的境地。因为在信息时代,青少年的优势多于成年人。1997年,法国举行了一个主题为明日青少年与世界的会议。会上,300多个专家形成共识:计算机时代,成年人心怀恐惧,疑虑重重;青少年无所畏惧,昂首前进。在中学时代,这个问题表现得尤为尖锐,加上中学生青春期的反叛等因素,事情变得非常复杂。因此,对处在青春期的青少年管理宜柔不宜刚。  学校应该找准教育的定位  在孙云晓看来,现在的教育,把知识教育看得过重,把人格教育看得很轻。应该承认,这种原因某种程度上来自社会,全中国的家长虽然没有在一起开过会,但都会对孩子说相同的话:孩子,只要你把学习搞好,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这样的教育是片面、畸形的教育,导致畸形的结果。九年义务教育,应该是国民素质教育,应该是面向全体的合格的教育。可激烈的竞争将义务教育扭曲为选拔教育,是淘汰教育,让少数人成功,多数人失败,应试倾向顽固地出现了。有这样一个数据,83.6的中学生父母要求孩子考试考前15名,这是不可实现的目标,近60的学生是绝对要承担失败的。对此,学校应该有自己的思考。  摔手机事件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伴随学生的各种新的事物,如MP3、MP4,掌中宝,每一种新事物的出现,都会产生类似的反映。是堵还是引导,是摔还是保管,的确是学校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讨论摔手机事件,最本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学生,要不要尊重学生,怎么看待信息时代的学生。青少年是什么?他们永远是新事物的追随者,是最时尚事物的体现者,是最敏锐的发现者和探索者。对此,教师要有海纳百川的气度,才能应对一切事情,管理好学校,使学校成为学生快乐健康成长的乐园。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创造新的事物,学校应该善于发掘其利,不受其弊的伤害,促进学生的发展,而不是一棍子打死,因噎废食。这既是一个原则,同时也是一种姿态。【链接】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有效案例  2005年,在秦皇岛市举行了一个以尊重为价值导向,改变孩子教育行为的论坛。会上,成都树德中学教师熊光燕讲了他们学校解决学生带手机问题的策略。树德中学同意学生带手机上学,因为有利于学生和家长之间的联系,利于救急,学生有权利享受现代化的高科技。但为了不让手机影响到教学,师生经过民主商议,立了一个都接受的规矩:上课期间,手机不能响,也不许接听,响了就没收。结果,两个女生的手机在上课时响了。教师说,你们违规了,并问大家说怎么办。两个女生表示愿意自我惩罚,扣操行分5分,但如果月考进入前20名,就应得到没收的手机。教师同意后,当众把手机的SIM卡拿出来,交给学生,只把裸机没收。后来,其中一名学生月考考入了前10名,得到了手机。老师感慨:真想每天收到一部手机!  树德中学用了大禹治水的办法,疏导而不是堵,对现代化通讯工具,用其利,抑其弊,与学生采取契约精神,学生认同,心服口服,实际效果又好。而且,这种做法让学生感动,让学生明白什么是尊重、什么是教育,他会因此受益终身,因为学生受到尊重,才会自尊,最终尊重他人,从而对以后的成长产生积极影响。而摔手机的粗暴做法,会使学生怀疑教师的教育行为,排斥来自学校的教育,进而使得学校教育失效。  学校管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把学生当作奴隶。作为学校的主体,学生应该得到尊重,要相信学生不是来捣乱的,在管理中体现民主精神。所谓的管理学生宜用重罚,不摔手机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想法和做法,是一种教育能力的问题,一是缺少法治精神,二是教育能力低下的表现。事实上,手机问题是有解的,树德中学的做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确立了解决问题的规则,首先是采取民主的精神,其次确立规则的权威性,让自己管理自己,从根本上体现了尊重学生的理念。【来稿照登】学校缺少这样的“刚性规定”  看到贵报5月23日《管理杂谈》栏目张贵勇先生的文章《如此刚性规定?》后,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本人绝对不敢苟同!看过之后不由得使我想起一句俗语:“站着说话不腰疼!也不得不怀疑张先生是否真正了解学校的情况而乱发议论!其不知:正是这样的观点和议论借助媒体的煽风点火一次次把学校推向极其被动的地位!  多少时间以来,看不到也听不到社会对学校的理解和支持,相反的却都是来自方方面面对学校的妄加指责和各个部门对学校施加的种种压力!学校及其内部的管理人员已经完全成为缺乏保护的“弱势群体”!学生出事就是学校的原因,就是校长的责任。因此也就出现了老师怕学生,校长怕家长,学校怕社会的怪现象!  也说手机一事。首先,张先生说“‘防民之口’的做法只能缓解一时之急,真正达到目的还需要走入心灵,采取沟通和解之策”。那么请问,“沟通和解”之策就能走入心灵吗?现在学生带手机的现象相当普遍,靠一对一的沟通和解现实吗?只能靠班主任给学生讲学校的规定,靠开学生大会和家长大会讲学校的纪律和带手机的弊处。可这些先入为主的正面教育面对这些个性极强的一代能起到多少作用?实践证明作用极其微小!甚至学生在互相攀比中带手机的越来越多。如果真的像张先生所说的那样什么事靠“沟通和解”就能奏效的话,还有“惩罚”吗?还用得上惩罚之法吗?  其次,张先生谈到手机摔了之后学校给赔偿金的问题。我认为,学校给家长赔偿金已是非常文明之举了!其实根本不应赔偿,而且家长还应该接受批评和教育。况且学校的规定不是针对个体和个别现象制定的,而是针对全体和普遍现象制定的,不管这样的规定是否合理,但只要面对大家就是公正的。  至于赔偿金的出处,张先生简直是杞人忧天,弦外之音还不如直说这个学校私设“小金库”算了。如果真的是私设“小金库”的话,相关部门一查不就知道了吗?如果怀疑“学校用办学经费去埋摔手机的单”,也不必大惊小怪,即便如此,那才几个钱?大笔的教学经费未到学校就被挪作他用的现象还少吗?  张先生为学校在管理学生使用手机的问题上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如“从源头抓起”、“学校和家长达成共识,在这一问题上形成默契”、“开展全校范围的主题讨论活动,让学生在利弊分析中实现自我约束”、“上课期间学校代为保管学生的手机,正常教学之后归还学生”等等。可这些理论上成立但却脱离实际的想法在一味追求时尚、追求“现代化”的学生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事实上在我们国家包括学校在内,缺乏的正是这种“刚性规定”,人往往在这些刚性规定面前才显得规矩,才能做一个守法公民。比如,平时学生在学校迟到的现象很多,而参加高考时迟到的现象却很少。因为高考时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进入考场是要被取消当科考试资格的,就是因为那是真格的,考生才很少迟到!而平时学生明知道即使迟到了也不会怎么样,所以任凭说教效果也不佳。(辽宁省海城市高级中学 付宝占)  《中国教育报》2006年7月4日第6版

要探索适应大学特点的基层党组织设置形式。比如,对于教师,应当根据学科的不同,根据课题组、实验室的组成情况,灵活设立支部;注意发挥老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的作用,通过他们的学术威望和人格魅力吸引更多的教师参与党的活动;注意把党的活动与教师的专业研究和自身发展需求相结合。对于研究生,要根据其专业性、研究性、自主性、分散性的特点,按专业或学科设立支部,促进支部成员之间的交流沟通。对于本科生,要解决支部过于庞大的问题,既可以按照自然班级划分支部,也可以探索在宿舍楼层设立支部的办法,使党的工作直接深入到学生的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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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我们不干脆在脸中央长一只耳朵呢?(剑桥大学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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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熙是湖南湘潭人,1913年,他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任教。同年,毛泽东考入该校就读。1914年春,他们又随着四师与一师合并一起转到一师,他是毛泽东主席的老师。黎锦熙生于1890年,新中国成立那年他已近60岁。对他而言,文字改革是他努力一生的追求。他是1922年《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的联署人之一。1923年,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等11人组成了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会,研制国语罗马字。1926年公布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方式》,就是黎锦熙、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等6人组成的“数人会”共同拟订的。这是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奠基工作之一。1958年,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说:“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制定‘国语罗马字’的功劳是不能不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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